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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久:中西文化对“贵州建省”“改土归流”的

作者:AG九游会老哥俱乐部 发布时间:2021-03-15 07:09 浏览次数:

  每个周六下午与读者不见不散的“让世界听见贵州一一贵州学者讲贵州”系列文化讲座活动,自5月30日在贵阳钟书阁书店启动以来,已先后邀请顾久、熊宗仁、肖时珍等省内知名文化学者开讲。在为期一个月的讲座活动中,贵州文化学者们分别围绕“中西文化的差异”、“新时代贵州现象”、“贵州的自然密码”等主题,多角度诠释贵州文化,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贵州文化通识课。

  贵州知名文化学者顾久在5月30日的文化讲座中说,贵州建省,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至此,贵州的社会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,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。在中国学者的叙事中,贵州建省,使贵州成为统一国家的一部分,是贵州的幸事;“改土归流”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,加强了中央和贵州地区的联系,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,推动了贵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但是在西方学者马立博和伊懋可的相关著作中,却认为“改土归流”等事件摧毁了原有非农业生活方式的生态基础。

  顾久指出,中、西学者在同一件历史事件上大相径庭的叙事视角,其实源自不同的理论立场。

  中国学者立足“大中华一体”的理论框架,立足“道路虽曲折,历史总前进”的发展观,基调是乐观的。比如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“多源一统”论指出: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,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,在世界史上是举世无双的。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中华各民族“多元一体”论指出: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,经过接触、混杂、联结和融合,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,形成一个你来我去,我来你去,我中有你,你中有我,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。

  西方学者的视角具有“边疆理论”与后现代主义立场。“边疆理论”源于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《边疆在美国史上的意义》,后现代主义立场来自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现状根源,呈现出破碎、迷茫、悲观的色调。

  顾久认为,中、西学者不同的理论立场,又源自不同的文化、性格与行为倾向。如果很粗略地分辨,中华文化重“合”与“和平”,而西方文化重“分”与“争斗”。

  顾久说,长期农耕经济基础与礼制等上层建筑,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“天人合一”、“推己及人”“克己复礼”等“合”的文化性格,而西方海上贸易文明,与“分”、“争斗”等性格、行为有机相联。关于中华和平行为倾向,利玛窦曾如此表述:“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,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,但是他们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。在这方面,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。”孙中山先生也曾指出:“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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