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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学生:“远程留学”何时结束

作者:AG九游会老哥俱乐部 发布时间:2020-12-18 12:44 浏览次数:

  “我在飞往美国的航班起飞12小时前收到了邮件。”24岁的李松涛(音)对美国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回忆起他得知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全部改为“在线授课”时的经历。当时,他已经订好了美国酒店,做好了抵达美国后接受隔离的心理准备。如今,作为一名全日制国际学生,李松涛在北京继续“远程留学”。北京距离普林斯顿大学12000公里,比美国东部时间早13个小时。

  李松涛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新冠肺炎疫情挡在美国境外的国际学生。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言人迈克尔·霍奇基介绍,该校目前仍有335名国际学生在境外远程学习。对这些国际学生来说,远程授课意味着什么,他们如何面对困难?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采访了该校几名仍在境外的国际学生。

  对大多数身处美国之外的学生来说,在夜深人静时上课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23岁的裴爱丽(音)住在韩国首尔,秋季学期开学以来,她一直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。她告诉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,尽管教授们努力为国际学生提供便利,但有些问题仍然无法解决。“我觉得(远程上课)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时间。”她说,“课程通常在深夜……我现在的作息时间非常糟糕,晚上熬夜听讲座,清晨还要上导修课。”

  李松涛就读于化学专业,远程上课带来的困扰相对小一些。由于所在班级人数多,公共课程的时间更灵活,他大多数时候可以通过STEM(科技融合课程)上课,适应起来相对容易。他身边一些读文科的朋友们没有这么幸运,遇到的麻烦也更多。“比如说,学生必须参加导修课,但(时差问题让)他们非常头疼。”他说。

  23岁的玛丽亚·埃琳娜·齐戈塔来自希腊的塞萨洛尼基,她发现大多数国际学生不得不通过网络参与社交,但离开校园后,社交活动变得“非常困难”。“学生俱乐部筹办的活动很有亲和力,但人们有时会因为厌倦了ZOOM会议而放弃,特别是在时间不那么方便的时候。”她说。

  李松涛、裴爱丽、齐戈塔在各自所在的时区努力适应学校的课程安排。肯尼亚学生泰温·辛涅伊选择彻底改变作息,在内罗毕用“普林斯顿时间”生活。“我每天下午1点起床,早上6点睡觉。”辛涅伊说,“我本来就是个夜猫子,但为了消除时差影响,我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了7小时,可以说,现在的我按照‘普林斯顿时间’作息。”

  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海外住宿项目,辛涅伊“昼夜颠倒”的策略得以实现。对他来说,在家上课意味着太多的麻烦,除了要解决网络和电力供应问题,还要避免影响家人的日常生活。“我不想(因为特殊的作息)给家人增加负担。”他说。

  在内罗毕拥有一套公寓并不能解决远程学习的所有困难。当雷雨或停电导致断网时,辛涅伊什么也做不了。“有一次因为停电,我提交数学考卷时晚了三分钟。教授对此并不理解,我觉得这很不公平……有些事我真的无法掌控。”他说。

  与此同时,辛涅伊面临着来自周围其他人的误解。他告诉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,亲朋好友得知他在内罗毕学习后,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。“我家在肯尼亚农村,老家的人听说我一直呆在内罗毕后,很多人在打听我是不是真的考上了一所美国大学。”他说。

  齐戈塔也选择离开家人,在外租房上课。她和其他4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在巴塞罗那共同度过了一个学期,这让她觉得不那么孤单。“虽然不住校,但是和一群朋友住在一起,让我找到了归属感。”她说,“如果住在家里,生活节奏会受到家人影响……现在,我们5个人住在一起,日程安排相似,彼此相互激励。”

  对齐戈塔和室友来说,期中考试周是压力最大的时期,他们要在狭小的公共空间里安排学习、进行不同的考试,如何安排公共空间的使用时间成了一门学问。“我们做了一张电子表格。空间的使用很难协调,但我们做到了。”

  对大多数国际学生来说,能否“重返校园”可能对学业和人生造成深远的影响。11月7日,普林斯顿大学100多名大一新生联合写信给校长克里斯托弗·艾斯格鲁伯和学校其他高层人士,敦促他们“竭尽所能”协助大一国际学生入校。

  21岁的安妮·周来自加拿大多伦多。她认为,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活,意味着“学生毕业后很难获得在美国的实习或工作机会”。

  “两年前的夏天,80名国际学生由于工作签证续签延迟而失去在美国实习的机会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”她说,“现在的问题是,你必须人在美国才能申请专业实习签证(OPT)和课程实践训练签证(CPT),远程上课意味着你失去了这些机会。”

  OPT是F-1学生签证的延续,该签证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1到3年;CPT相当于暑期实习签证。周担心,如果她不能在明年春季前重返校园,毕业后就无法正常工作。“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,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可以申请一种特殊的工作签证,这是我的最后保障。但我的朋友们可能没这么幸运,他们别无选择。”她说。

  由于近期美国移民和工作签证政策频繁变化,很多国际学生感到未来的学习和生活“一团混乱”,包括周。“我们都在猜测,但很难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特别是在政府换届时期。”她告诉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。

  一些国际学生在疫情期间留在美国,但不少人并非出于自愿。23岁的伊安·贾克望来自肯尼亚基苏木,目前住在普林斯顿校园里。从大一开始,贾克望就没有回过肯尼亚。“今年春天我没能回家,因为疫情让肯尼亚关闭了边境。我真希望这个冬天能回去……但如果(美国)疫情失控,一切又将充满变数。”

  贾克望告诉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,他的一个朋友也面临着签证问题。“他的两年学生签证快到期了,但他不能回家(续签),因为他们国家驻美国大使馆关闭了。一旦回国,他可能就回不来了。”

  辛涅伊庆幸自己能够在肯尼亚继续学业,这意味着他不必经历美国疫情期间的各种“文化冲击”,只需专注于学业。和辛涅伊一样,家在北京的纪伯凡(音)因为能在家和亲人相处一个学期而庆幸。

  “国际学生的身份意味着我们大学四年都要远离父母,独自在海外生活。”他说,“疫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契机,让我和父母走得更近。在我离家求学之前,(多一段时间的相处)可能让他们感觉好一点儿。”

  对齐戈塔来说,虽然没有在自己的国家生活,但能在“离家不远的地方(欧洲)和妈妈、朋友视频聊天”也算不错。“毕竟我们之间的时差并不大。”她说。

  “我在飞往美国的航班起飞12小时前收到了邮件。”24岁的李松涛(音)对美国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回忆起他得知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全部改为“在线授课”时的经历。当时,他已经订好了美国酒店,做好了抵达美国后接受隔离的心理准备。如今,作为一名全日制国际学生,李松涛在北京继续“远程留学”。北京距离普林斯顿大学12000公里,比美国东部时间早13个小时。

  李松涛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新冠肺炎疫情挡在美国境外的国际学生。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言人迈克尔·霍奇基介绍,该校目前仍有335名国际学生在境外远程学习。对这些国际学生来说,远程授课意味着什么,他们如何面对困难?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采访了该校几名仍在境外的国际学生。

  对大多数身处美国之外的学生来说,在夜深人静时上课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23岁的裴爱丽(音)住在韩国首尔,秋季学期开学以来,她一直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。她告诉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,尽管教授们努力为国际学生提供便利,但有些问题仍然无法解决。“我觉得(远程上课)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时间。”她说,“课程通常在深夜……我现在的作息时间非常糟糕,晚上熬夜听讲座,清晨还要上导修课。”

  李松涛就读于化学专业,远程上课带来的困扰相对小一些。由于所在班级人数多,公共课程的时间更灵活,他大多数时候可以通过STEM(科技融合课程)上课,适应起来相对容易。他身边一些读文科的朋友们没有这么幸运,遇到的麻烦也更多。“比如说,学生必须参加导修课,但(时差问题让)他们非常头疼。”他说。

  23岁的玛丽亚·埃琳娜·齐戈塔来自希腊的塞萨洛尼基,她发现大多数国际学生不得不通过网络参与社交,但离开校园后,社交活动变得“非常困难”。“学生俱乐部筹办的活动很有亲和力,但人们有时会因为厌倦了ZOOM会议而放弃,特别是在时间不那么方便的时候。”她说。

  李松涛、裴爱丽、齐戈塔在各自所在的时区努力适应学校的课程安排。肯尼亚学生泰温·辛涅伊选择彻底改变作息,在内罗毕用“普林斯顿时间”生活。“我每天下午1点起床,早上6点睡觉。”辛涅伊说,“我本来就是个夜猫子,但为了消除时差影响,我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了7小时,可以说,现在的我按照‘普林斯顿时间’作息。”

  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海外住宿项目,辛涅伊“昼夜颠倒”的策略得以实现。对他来说,在家上课意味着太多的麻烦,除了要解决网络和电力供应问题,还要避免影响家人的日常生活。“我不想(因为特殊的作息)给家人增加负担。”他说。

  在内罗毕拥有一套公寓并不能解决远程学习的所有困难。当雷雨或停电导致断网时,辛涅伊什么也做不了。“有一次因为停电,我提交数学考卷时晚了三分钟。教授对此并不理解,我觉得这很不公平……有些事我真的无法掌控。”他说。

  与此同时,辛涅伊面临着来自周围其他人的误解。他告诉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,亲朋好友得知他在内罗毕学习后,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。“我家在肯尼亚农村,老家的人听说我一直呆在内罗毕后,很多人在打听我是不是真的考上了一所美国大学。”他说。

  齐戈塔也选择离开家人,在外租房上课。她和其他4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在巴塞罗那共同度过了一个学期,这让她觉得不那么孤单。“虽然不住校,但是和一群朋友住在一起,让我找到了归属感。”她说,“如果住在家里,生活节奏会受到家人影响……现在,我们5个人住在一起,日程安排相似,彼此相互激励。”

  对齐戈塔和室友来说,期中考试周是压力最大的时期,他们要在狭小的公共空间里安排学习、进行不同的考试,如何安排公共空间的使用时间成了一门学问。“我们做了一张电子表格。空间的使用很难协调,但我们做到了。”

  对大多数国际学生来说,能否“重返校园”可能对学业和人生造成深远的影响。11月7日,普林斯顿大学100多名大一新生联合写信给校长克里斯托弗·艾斯格鲁伯和学校其他高层人士,敦促他们“竭尽所能”协助大一国际学生入校。

  21岁的安妮·周来自加拿大多伦多。她认为,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活,意味着“学生毕业后很难获得在美国的实习或工作机会”。

  “两年前的夏天,80名国际学生由于工作签证续签延迟而失去在美国实习的机会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”她说,“现在的问题是,你必须人在美国才能申请专业实习签证(OPT)和课程实践训练签证(CPT),远程上课意味着你失去了这些机会。”

  OPT是F-1学生签证的延续,该签证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1到3年;CPT相当于暑期实习签证。周担心,如果她不能在明年春季前重返校园,毕业后就无法正常工作。“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,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可以申请一种特殊的工作签证,这是我的最后保障。但我的朋友们可能没这么幸运,他们别无选择。”她说。

  由于近期美国移民和工作签证政策频繁变化,很多国际学生感到未来的学习和生活“一团混乱”,包括周。“我们都在猜测,但很难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特别是在政府换届时期。”她告诉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。

  一些国际学生在疫情期间留在美国,但不少人并非出于自愿。23岁的伊安·贾克望来自肯尼亚基苏木,目前住在普林斯顿校园里。从大一开始,贾克望就没有回过肯尼亚。“今年春天我没能回家,因为疫情让肯尼亚关闭了边境。我真希望这个冬天能回去……但如果(美国)疫情失控,一切又将充满变数。”

  贾克望告诉《普林斯顿人日报》,他的一个朋友也面临着签证问题。“他的两年学生签证快到期了,但他不能回家(续签),因为他们国家驻美国大使馆关闭了。一旦回国,他可能就回不来了。”

  辛涅伊庆幸自己能够在肯尼亚继续学业,这意味着他不必经历美国疫情期间的各种“文化冲击”,只需专注于学业。和辛涅伊一样,家在北京的纪伯凡(音)因为能在家和亲人相处一个学期而庆幸。

  “国际学生的身份意味着我们大学四年都要远离父母,独自在海外生活。”他说,“疫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契机,让我和父母走得更近。在我离家求学之前,(多一段时间的相处)可能让他们感觉好一点儿。”

  对齐戈塔来说,虽然没有在自己的国家生活,但能在“离家不远的地方(欧洲)和妈妈、朋友视频聊天”也算不错。“毕竟我们之间的时差并不大。”她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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